7月30日，谭盾的中国版《茶》在国家大剧院首演，歌剧导演的名字对国人来说多少有点戏剧化:江青。不过如果你翻开她的履历，会发现一条更加戏剧化的轨迹:从台湾金马奖影后，到纽约现代舞大师，再到瑞典音乐剧导演……这样的人生，或许比歌剧来得更精彩。
两位金马影后坐镇《茶》左起杨惠珊、谭盾、江青
电影明星，最早一代琼瑶片女主角、艺术大师，高深莫测的现代舞舞者，还是歌剧导演！
也许是采访前做了太充足的思想准备，所以当记者在国贸附近的一套公寓里见到江青时，多少有点吃了一惊:60多岁的她眉目依然精致，看得出曾经纹过眼线，此外却是完全的素颜；白色上衣编织精美，配的却是肥大的休闲裤和平底鞋；更别说身边没有一个助理，公寓的家具设备也简单得惊人……
见到《环球》杂志记者注意到她的脚，江青解释说:“前段时间骨折了，现在虽然已经不用戴护具，但只能穿这个。”
是跳舞受的伤吗？“不是，下台阶的时候一不小心踩了个空……跳了一辈子的舞骨头都没有断过，没想到，下个台阶倒折了！”她笑了起来，温婉里带着一点明快天真，那一瞬间，记者似乎重新看到了几十年前风靡港台的那个美丽身影。
但对于生命中的这一段辉煌，江青似乎没有太多留恋，“63年到70年，我在香港和台湾拍电影，拍了29部，67年因为《几度夕阳红》得了金马奖影后，后来去了美国，就这么简单。”
在江青的娓娓叙述里，她人生里的一切转折和成就，似乎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，就像她为记者倒上冰水，打开空调。而后来记者才知道，因为年纪和受伤的缘故，她自己其实是不吹空调的。
《环球》杂志和江青的对话，就在一种拉家常似的氛围里展开了。
《环球》:不拍电影之后，您为什么选择去跳舞呢？
江青:我小时候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了6年，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。实际上在拍电影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给电影编舞了。
不过最重要的是到美国后，我发现了现代舞，就像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天空。以前我有很多想法，但民族舞也好，芭蕾舞也好，都有自己的程式，有自己的题材和语汇，和平时的生活没有太大关系。接触了现代舞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自己的生活、思想、感情各个方面都可以用舞蹈来表现。
当然，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表现，那时我在加州的大学里教舞，同时也学舞、学编导。后来又到纽约学了各个流派的现代舞。不过，从一开始，我就很清楚自己要搞的是编导，因为我觉得各种流派与他们的文化是有关系的，我要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来编舞，那才是最有意思的。
我觉得自己一直能坚持搞舞蹈，跟自己搞创作是有关系的，你做演员也好舞者也好，只是一个诠释者，但编导就是一个原创者，我觉得创作的过程中本身就有很大的快乐，很大的满足感。
《环球》:可是您原来在港台那么红，突然不当明星了，不会失落吗？
江青:离开电影我没有很失落啊，我自己现在不再上台跳舞了，也没有觉得失落，我觉得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可是我觉得电影界给我的经验也非常好，因为你接触到了很多角色。我给电影编舞的时候，很多是黄梅调的东西，它们也是中国的一种唱法。后来我给外国的歌剧编舞的时候，就对动作和唱的配合更有感觉。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经验，工作的经验，生活的经验，都会对自己的创作有帮助。
《环球》:到纽约后不久您就成立了自己的舞蹈团，那时候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也在美国，他是不是也找过您？
江青:你怎么知道的（笑）？是的，他来找过我。
那时侯林怀民还刚刚学跳舞。他是作家嘛，最开始是在爱荷华大学一个写作班里学习，不知道怎么就知道了我的电话，给我打长途说，我想拜访你。我说我在加州啊，他说没有关系，他可以飞过来。于是在一个学期的中间，他就飞过来了。后来我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时候，他还自告奋勇帮我串过场。我后来把这些表演录像都寄给他了，跟他说，这些可都是宝贵的资料。
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他怎么会对舞蹈怎么这么迷恋？在街上走着走着就手舞足蹈地跳，在地铁上也跳，在家里拿着锅碗瓢盆，甚至床单，都可以跳起来！
《环球》:可是，当舞者是特别辛苦的事情吧？付出很多，现实的回报却很少。
江青:你说得太对了！跳舞一定要经得住诱惑，我的长处是这些东西小时候都经历过，17岁拍第一部电影，名啊利的东西全都经过了，所以后来看准一个东西，别的东西就不怎么能诱惑我了。
《环球》:后来您是怎么从编舞又转到导演上去的？
江青:其实87年之后，我做的所有东西就都不是纯舞蹈，多少都有唱的成分，对白的成分，表演的成分。回想起来这跟我的经历有关，因为我觉得创作不需要有什么局限，在合适的题材里溶入别的东西更有意思。
像在歌剧《茶》里，我就融入很多中国民间的东西。倒不是因为我学的是民族舞，最主要还是经常回国之后，因为创作需要收集了很多素材，对中国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喜欢。
我曾经在北京舞蹈学院当过客座教授，也到国外的一些大学教课。我发现，人家是希望通过舞蹈了解中国的文化，而不光是学动作。但很多中国学生对于动作的源头、由来却越来越模糊，实际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除了动作以外，要知道舞蹈文化的根源，比如它跟民俗有没有关系，这里面会越挖越深。
当你关注这样的问题多了，当有机会的时候，就会自然而然地把这些收集到的东西放进作品里去。
《环球》:听说您跟谭盾的合作是1981年开始的？
江青:是啊。81年我在北京舞蹈学院上课，当时学生们都认为现代的就是西方的，但我不同意。他们说，那你就给我们示范，用现代舞做一个中国题材吧。我就想到了可以做王魁负桂英这样的故事，叫《负·复·缚》。编舞需要作曲的人，但那时很奇怪，见了很多人，但对话都对不上……结果有人说，有个小男孩，人很聪明，做的东西很怪，要不要见？我说好啊。
那时他还是学生，8个人一间屋子，其实我也希望多找些年轻人出来，跟他一谈又觉得很好，就让他作曲了。
最有意思的是，他给我做的《负·复·缚》是用旧的录音带录的，我发现背面还有一个钢琴巴松，后来我就把这个作品变成了一个独舞的作品，叫《忆》。这是谭盾很小的时候的作品，他都奇怪，你怎么会喜欢这个作品，太幼稚了！但我觉得很纯，很真实。傅聪跟我很熟，他听了也很喜欢，他也拿去弹了，后来郎朗也弹过。
我还用了谭盾很多曲子做了自己的作品，这次，他的《茶》要拍瑞典的版本，我正好在瑞典，就做了。后来中演公司的人看到了瑞典的演出，觉得很不错，应该有中国版本，就这样我又排了中国版。
《环球》:回国内排歌剧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您觉得现在国内艺术界的氛围怎么样？
江青:在国外排剧是很有计划的，一般一出歌剧8个星期，所有的人都会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，集中精力这8个星期就做这件事情。但国内现在还不是这样，很多人手头上都有别的工作安排，同时在做好几件事情，这样排戏会更难。
我也在国内做过舞蹈教学，最大的感受就是，现在比赛太多了！舞蹈也好，别的艺术的东西也好，有必要搞那么多比赛吗？比赛比什么呢？技巧还是内涵还是演员的表现力？但大家都特别重视这个比赛，花了太多时间在上面。
我觉得现在内地的艺术界都有点过于急功近利，静不下心来做一个东西。其实台湾也有过这么一个过程，但是很快就过去了，我希望内地的这个过程也能短一点。